一张一美元钞票,最高出价已经到了两美元。拿到它的人亏了一美元,旁边没拿到的人反而亏得更多。

这场拍卖最难理解的地方,还不是最后的荒唐价格。把过程倒回去,每次多喊五美分,似乎都有一个很像样的理由:再试一次,也许就能少亏一点。

1971年,博弈论学者Martin Shubik用三页论文介绍了这个适合聚会的小实验。他在普林斯顿读书时的室友中,有后来分别在1994年和201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John Nash与Lloyd Shapley。研究博弈的人,也很懂怎样给聚会制造一点麻烦。[3]

两名参与者不断举牌争夺一张钞票,桌边积起越来越多的筹码
两人竞价的概念插画。结算规则与数字以下文模型为准。

让第二名也付款,陷阱就出现了

拍品值1美元,出价以5美分为单位递增。无人继续加价,拍卖结束:最高价者付出自己的最后报价,得到钞票;第二高价者也付出自己的最后报价,却什么也拿不到。更早的每次报价不另外累计收费。

普通拍卖中,没拍到通常可以空手离开。这里的第二名已经背着一笔退出时要兑现的付款义务。[1]

假设A报0.45美元,B报0.50。轮到A时,眼前有两种结局:

  • 停下来,付0.45美元,净损失0.45。
  • 加到0.55,如果B就此停手,得到1美元,净赚0.45。

从亏0.45到赚0.45,差了0.90美元。五美分听起来像是很便宜的翻盘机会。真正被悄悄放进算盘的,是“对方这次会停”这个条件。

超过一美元以后,理由还在

价格接近面值,正常拍卖应该开始降温。这里却能把同一套说辞原样续上。

A与B的当前报价A现在退出A再加价且B退出两种结局相差
0.45与0.50−0.45报0.55,净赚0.450.90
0.95与1.00−0.95报1.05,净亏0.050.90
1.95与2.00−1.95报2.05,净亏1.050.90

在第一行,诱惑是赚钱;到第二行,诱惑变成少亏;到第三行,还可能夹进“不想输给对面”的较劲。金额变了,条件性的0.90美元差额却没变。B同样可以计算,于是双方轮流把退出的损失往上推。

这张表比较的是两个可能结局,不是一次加价的期望收益。 对方若继续,眼前那份“少亏”就没有兑现。预算、规则、对对方的判断和停止机会,都会改变策略;升级并非数学上注定永不停止。

若最后B以2美元获胜,A停在1.95美元:B净亏1美元,A净亏1.95美元;拍卖者收到3.95美元,扣掉送出的1美元,净得2.95美元。原论文提到,双方合计付款达到3至5美元并不少见。这里说的是合计付款。[1]

一张20美元,怎样收回407美元

把面值换成20美元,数字会更醒目。Max Bazerman与Margaret Neale在《Negotiating Rationally》中记录过一次课堂拍卖:最后两人的报价分别是204美元与203美元,因此总付款407美元。这是作者报告的课堂案例,不能当成每一届、每一次拍卖的固定结果。[4]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论,为这种纠结提供了一条心理线索:损失往往比等额收益更牵动判断。卡尼曼的诺贝尔讲座用大约2至2.5倍的价值函数斜率差来说明损失厌恶;这描述的是特定实验与模型中的估计,不能读成每个人的痛苦都能精确测量成“两倍”。卡尼曼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5]

这场拍卖还有规则本身的推动力。即使先不谈心理偏差,第二名必须付款,也已经改变了继续与退出的代价。只说参与者“贪心”或“不理性”,会错过这台机器怎样运转。

付费竞拍:低成交价,可能藏着另一张账单

Swoopo一类付费竞拍,让每次出价本身都收费,最终只有一人获得商品。这与只向最高两人结算的一美元拍卖不同:落败者也已经为各自的多次出价付了钱。

用一个明确的算例看账:若标价1799美元的电脑,每次出价收费0.60美元,共发生3585次出价,即使页面上的最终成交价只有35.86美元,所有参与者合计支付的出价费也已达到:

3585 × 0.60 = 2151美元。

2151美元是这组假设下的出价费收入;商品成本、运营费用、赢家另付的成交款,要分别记账。它既不等于平台净利润,也不代表某位赢家个人就付了2151美元。

Ned Augenblick对约16.6万场真实付费竞拍的研究发现,已投入的费用与人们继续竞拍的行为有关,并检验了沉没成本解释。现实数据支持了这类机制值得警惕,也不意味着每一场竞拍都按相同费用或加价幅度进行。[6]

“都投入这么多了”,还缺后半句话

排队等车18分钟,继续等的理由很容易变成“现在走,前面18分钟就白等了”。那18分钟已经无法收回;接下来的判断,需要比较预计还等多久、是否有替代交通,以及各自还要付出的时间和费用。

这种把过去投入带进当前选择的倾向,常被称为沉没成本效应。Arkes与Blumer在1985年的实验研究中专门考察了它。[2]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ichard Thaler也把人们难以忽略沉没成本的现象,纳入了行为经济学研究。[9]

协和式飞机是另一个常被借用的名字。英法长期投入这项超音速客机计划,成为“因为已经投入巨大,所以继续投入”的著名类比。Dawkins与Carlisle在1976年的论文中讨论过这种推理,后来被称为协和式谬误。项目的历史还包含技术、外交和产业目标;要判断一次追加投入,仍需评估当时的未来成本与未来价值,不能仅凭项目亏损就替代整个决策分析。[7]

Allan I. Teger在1980年的《Too Much Invested to Quit》中,进一步研究了一美元拍卖与冲突升级,并讨论战争、劳资争议和价格战等应用。共同之处是投入与竞争可能相互加强;现实冲突的沟通、协议和退出条件,则远比聚会游戏复杂。[8]

在入局前,先把出口写下来

若A预先规定最高只报0.25美元,并真正遵守,B在0.30美元时获胜:B净赚0.70,A净亏0.25,拍卖者收0.55、送出1美元,净亏0.45。上限限制了A能承担的损失,却没有保证A赚钱。

另一种变化来自合作:假如规则允许,所有参与者能够达成并执行协议,只让一人报0.05美元,参与者合计就留下0.95美元。这已经改变了互不合作的局面,关键在于沟通与承诺能否成立。

日常决定可以带走三个动作:

  1. 先定上限。 在情绪和竞争起来之前,写下还能承担多少时间、费用与风险。
  2. 重算未来。 比较从现在开始的各个选择,把已无法收回的投入另列一栏。
  3. 把对方的下一步算进去。 “只要再加一次就能翻盘”,常常漏掉了对方也会再加一次。

一美元并没有越来越值钱。越来越昂贵的,是不愿停下来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