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缴获一辆坦克,除了研究装甲和火炮,还能做一件很不起眼的事:把零件上的号码抄下来。

一个编号看似只为维修和管理服务,成批编号却可能泄露生产规模。1943年初,伦敦美国大使馆的经济战部门开始系统分析缴获德国装备的标记,从轮胎、坦克到其他军需品,试着回答“看不见的工厂到底造了多少”。Ruggles与Brodie在1947年发表了这项工作的参与者记录。[1]

一小组取出的金属零件,后方更多零件隐在半透明纸张下
可见样本与未知总体的概念插画。铭牌并非真实战时生产记录。

第一条线索:最大的号码,还不是最后一个

间谍报告、战俘访谈、航空照片,各自只能看见工业活动的一部分。编号提供了另一类线索:如果它们按已知规则连续使用,就能从少数被看到的产品,反推还没被看到的数量。

先把坦克换成一罐球。球从1到N连续编号,每个号恰好对应一个球;随机、不放回地摸出四个:

19、40、42、60。

罐子里至少有60个球,这是确定的下限。但摸四个就正好摸到最后一个的机会并不大,因此60通常还偏小。最大号之外,大概还有一截没有看见。

四个号码之间,藏着多宽的空档

把四个号排好,数一数各个样本之前没有被摸出的号码:

样本编号紧接前一段中未抽到的号码数
191至18,共18个
4020至39,共20个
4241,共1个
6043至59,共17个

这些空档合计56,平均每段14。若最大样本以后也补上一段大致相同的空档,就会得到60+14=74。

一般地,设样本数为k,最大编号为m,则已见范围内没被抽到的号码共有m−k,平均空档为(m−k)/k,于是:

总数估计 N̂ = m + (m−k)/k
            = m + m/k − 1

m=60,k=4:N̂ = 60 + 60/4 − 1 = 74

“补一段空档”给了直觉,随机抽样模型则给出严格依据。最大样本M的期望为 E[M]=k(N+1)/(k+1),所以 (k+1)M/k−1 的平均值恰好是N。这是一个无偏估计量。[2]

同样见到最大号60,抽4个与抽40个并不一样。看过的样本越多,最大号通常越接近终点,需要往后补的平均空间也越小。

327辆,与档案里的342辆

回到坦克,首先要搞懂号码到底数的是什么。底盘、发动机、变速箱和负重轮,可以各有不同编号。一个看上去很大的82731,可能含有号段起点或工厂代码,不能直接读成第82731辆坦克。

战后的历史比较中,1942年8月有这样一组月产量数字:

判断来源月产量
传统英美情报估计1550辆
序列号分析327辆
德国生产记录342辆

327比342少15辆,约为记录值的4.4%。这一例中的优势很明显,但不表示所有月份、所有编号样本都能达到相同精度。[3]

另一个著名案例涉及豹式坦克的负重轮。分析人员从两辆坦克的轮上模具标记研究模具数量,再结合模具能生产多少轮子的制造知识,估计1944年2月产量约270辆;德国记录为276辆。[4]

这里特别容易跳过中间一层:轮上模具号先通向模具,再由制造过程通向整车产量。 即便手里有64个轮上标记,也不能把它们当成64辆独立抽到的坦克,把最大号码直接代入球罐公式。

2008年的手机,也把编号变成了线索

2008年,网友曾用iPhone 3G编号推算约919万部的生产规模。[5]

电子产品同样需要辨认序列号、IMEI和不同号段各代表什么;自愿提供号码的人,也未必构成随机样本。更要分开生产、出货、渠道库存和最终销售。

苹果公布的截至2008年9月27日财季数据是销售约689.2万部iPhone。它与一个时间点上的编号推算,本来就未必指向同一时间范围或同一统计量,不能因为两个数字接近或相差,就省略口径比较。[6]

真正值钱的,是知道样本怎么来的

从一罐球走到一座工厂,至少要跨过几道门槛:

  1. 号码规则。 起点已知吗,是否连续,有没有预留、重号或多厂分别编号?
  2. 样本来源。 是否更容易看到旧产品、某条战线的装备,或愿意分享编号的某类用户?
  3. 统计对象。 编的是零件、模具、整机,还是累计生产;要推的是月产量还是总存量?
  4. 误差范围。 一个点估计能否被更多样本、其他记录或后续数据检验?

编号之所以会替对手“数数”,靠的不是数字里藏着魔法。它把生产流程留下的规律,变成了可以检查、计算和交叉验证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