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魏、蜀、吴画成三个一样大的扇形，很容易记；拿它来想象三国的实力，却会产生错觉。人口、农田与交通条件，没有随着三个国号平均分配。
一份亡国时交出的册子，可以把这种差距拉到眼前。但读数字之前，还得先弄清楚：册子里的“户”和“口”，到底在数什么。
28万户与94万口，分别数的是什么
263年蜀汉投降，尚书郎李虎送上士民簿。裴松之注引《蜀记》记下了28万户、男女94万口，并列出带甲将士10.2万、官吏4万等项目。[1]
户是登记的家庭单位，口是登记的人数。 28万户不能直接与另一个国家的230万人比较；94万口也不等于“全国只有94万人，其中又有10.2万士兵”这样一张已经消除了口径争议的现代统计表。
军人、官吏是否已经包含在某个总数里，分别使用什么籍册，后来的研究还会辨析。贸然把各项全部相加，或者全部当作包含关系，都会改变答案。读古代人口，先问统计范围，比急着算比例更重要。
443、94、230，年份也要一起看
《通典》把平蜀后魏、蜀合计的户口数减去蜀汉所得，推得曹魏约443万口。蜀汉的94万对应263年；吴的230万则可见于280年晋平吴、收其图籍的记载。[2]
单就这些登记数做算术，魏比蜀、吴两数相加还多约119万。三数相加约767万，魏约占58%，蜀约12%，吴约30%。这些比例有助于打破“三家各占三分之一”的印象，不能改写成263年全国人口的精确占比。
登记总数说明的是人口量级，不能直接还原某座城或某片地区的人口密度。地图上的具体分布，还需要另外的地方材料。
一个大郡，为什么能拿来和一个国家比较
曹魏占据北方、关中与中原的大块地区，这些地方有长期开发的人口与农业基础。一个容易记住的对照，是东汉南阳郡与后来的蜀汉。
《后汉书·郡国志》记南阳郡有五十多万户；蜀汉投降时交出的登记数则是28万户。前者属于140年前后的东汉材料，后者在263年。这里比较的是户数，而且跨了一个多世纪；古代南阳郡的范围，也不能当作今天南阳市的同一块地方。[3]
皇甫谧因此类户口差距而感叹，三帝鼎足，所用人口“不逾二郡”。这句话也要带着材料条件读：他曾依据吴的兵户数推测民数，并非完全没有考虑吴；但这种有限册籍加推算的办法，更不能当作三国真实人口的完整普查。[4]
一个郡和一个国家的反差，揭示了北方传统人口区的分量，也提醒人：漂亮的比较，仍然需要核对时间、地域和单位。
户口簿之外，并不是空无一人
三国时期，人的身份和管理方式不只一种。普通郡县民户之外，屯田、军役与豪强依附关系，都可能使人口没有进入同一套编户数字。
| 人口或关系 | 主要线索 | 不能直接推出什么 |
|---|---|---|
| 屯田人口 | 由典农等机构管理的生产组织 | 未列入普通郡县编户，不等于国家完全没有记录 |
| 兵户与士籍 | 另有军役身份和管理关系 | 不能假定每个军户都已经按相同办法进入民户统计 |
| 豪强的部曲、僮客和依附人口 | 可能隐附于大族、贵势之家 | 账面上少了人，不等于这些人已经死亡 |
人口史研究据这些漏计与不同籍册作过重估。葛剑雄相关研究把三国末期的实际人口估在约3000万这一量级；其他研究也有不同推论。这是依靠旁证和假设的估算，不能当作另一份精确到人的户口簿。[5]
同样要谨慎的，还有“767万不到东汉人口的七分之一”。《通典》列东汉157年在册人口约5648万，两数相除确实不到七分之一。可是记录年代、纳入范围和政权控制能力都变了，不能把这个比值直接翻译成“有八成多的人死于战乱”。战乱会造成真实损失，册籍变化也会造成账面上的增减。[2]
人口较少的蜀汉，靠什么维持
人口账本还不能独自解释三国为何能长期对峙。把视线放回地形，另外一层条件才显出来。
| 政权 | 便于定位的主要地域 | 重要地理条件 |
|---|---|---|
| 魏 | 北方、关中、中原；可借今洛阳、西安等地定位 | 传统人口与农业区域较广，也面对较长的边界 |
| 蜀汉 | 四川盆地、汉中，并及南中部分地区 | 秦岭、大巴山等抬高了大军进出的成本 |
| 吴 | 江浙、江西、湖南、福建及两广等广大地区 | 长江水道与江南地区的开发，共同影响防御和补给 |
这些是约略的区域说明。地名借用今名便于定位，不是在现代省界上重新分三国；交界有争夺，边远地区的名义归属与实际控制程度也不能完全混同。
蜀汉从221年建立到263年灭亡，按年份首尾计共43年。它的北面不是一条任人平走的大路。秦岭、大巴山之间的通道狭窄，部分栈道要在崖壁凿孔、置梁，再铺木板，才能把一段难行的岩壁连成路。能走过去，不等于能够轻松运送大军与粮食。
263年，姜维在剑阁守险，钟会的军队受阻；邓艾则绕向阴平，越过七百余里的险途，经江油、绵竹一线推进，最后逼近成都。《邓艾传》记下了他以毡裹身、推转而下的艰难情景。[6]
这里改变局面的，是通路与防守位置的关系：一处关口挡住了正面进军，绕行却改变了原来的防御条件。把地图上的山涂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就会漏掉战争真正发生的过程。
同一条长江，既能阻隔，也能通达
蜀汉灭亡后，吴又存在到280年，前后相差17年。长江确实为吴提供了重要屏障。225年曹丕到广陵一带，史料记有他面对大江、感叹南北阻隔的情景；当时的季节和渡江条件，也在具体行动中发挥作用。[7]
但一条河的作用，要看谁控制上游、谁能组织水军。蜀地归晋之后，形势已经不同。280年，王濬等部从益州沿江东下，配合其他方向的进攻，吴最终投降。长江仍是那条长江，所连接的军队、基地与行进方向却变了。[8]
227年的《出师表》开篇就把两件事放在一起：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
三个政权相持，并没有让蜀汉自动分到三分之一的人力与物力。[9]
用“魏靠人、蜀靠山、吴靠江”记住差别，很直观；继续追问时，还得把农业、财政、军队组织和具体时势放回来。人口优势不自动变成每一场胜利，险山与大江也需要守得住、用得上。
“三分”描述了一种对峙格局。要理解这格局里的力量，既要看册子数进了谁，也要看粮食与军队怎样走过山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