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口青铜钟，敲正面和敲侧面，可以听见两个不同的音。钟上又刻有文字，告诉演奏者这些音叫什么、在一套音乐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把敲出的声音与铭文放在一起核对，曾侯乙编钟就同时成为一套乐器和一份音乐文献。
65口钟组成什么样的乐器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发掘曾侯乙墓，发现了这套战国早期的宫廷青铜乐器。“曾”是国名，“侯”是身份，“乙”是墓主人之名。编钟由65件钟组成，分三层八组悬挂在曲尺形的铜木钟架上，现藏湖北省博物馆。[1]
这65件并非同一种钟放大缩小后的简单复制：上层有19件带钮的钮钟，其余主要是45件带长柄的甬钟，另有一件楚惠王赠予曾侯乙的镈钟。不同形制、大小和悬挂方式，共同服务于成套演奏。钟架一长一短，两段转成曲尺形；馆方资料所列长段约7.48米、短段约3.35米，长架高约2.65米。它需要同时解决承重、排列和演奏时的操作空间。[1][6]
一口钟怎样提供两个音位
编钟是固定音高乐器。声音并非只随“敲得轻还是重”而变化：钟体的形状和结构决定了它能够怎样振动，敲击位置则影响哪些振动方式更容易被激发。古代双音钟的横截面呈合瓦形或近似杏仁形，敲击正鼓与侧鼓，能够选择两个不同的主要音高。[3]
正鼓在钟的正面下部，侧鼓位于侧面的相应部位。标音文字与这两个敲击位置对应，演奏者可以照着文字去敲，再用声音检查文字的含义。以现代音名辅助理解，大三度可以用F♯4与A♯4这一对音来示意，小三度可以用D5与F5来示意：前者相隔四个半音，后者相隔三个半音。
因此，“65件钟、一钟双音、130个乐音”说的是钟与发音位置的组合，不等于130种互不重复的音高。不同钟、不同组的音区会交叠，整套乐器才得以形成连续而可配合的音列。测音谱图把八组分别列出，以不同符号标记正鼓音和侧鼓音，并记录相对参考音的音分差。实际测量会有偏差，不能把所有钟的双音间隔都当成数学上完全相等的现代大三度或小三度。[3]
铭文分别记录什么
钟体、钟架和挂钩上合计有3755字铭文。它们分工清楚，既回答“这是谁的钟”，也回答“应当敲出什么音”和“这些音彼此是什么关系”。[2]
| 铭文类型 | 记录的内容 | 能够怎样核对 |
|---|---|---|
| 记事铭文 | 拥有者、赠送者与有关事件 | 与墓葬、人物和纪年资料互证。 |
| 标音铭文 | 特定敲击位置对应的音名 | 实际敲击正鼓、侧鼓，比较文字与声音。 |
| 乐理铭文 | 音名、音级、音程、调性及不同地区的称谓关系 | 对照同一音在不同音乐体系中的名称和作用。 |
楚王赠钟的铭文就提供了纪年的例子。其中出现楚王熊章及其在位“五十又六祀”的信息，可对应到公元前433年。这件赠钟把曾侯乙、楚国王室与一个具体年代联系起来。标音和乐理文字则让这些青铜器继续提供可以实际检验的音乐信息。[5]
实物音域与铭文音域
谈编钟能发出多低的音，需要区分现存钟实际测出的音域与铭文记下的音乐系统。这套实物测得的最低音用现代记谱对应为C2，来自下层一组1号钟的正鼓音；高端可到D7。钟架铭文中又记有更低的A1，称为“大羽”。A1与C2分别回答文字记录和现存实物的两个问题，不宜合并为同一个测量结论。
铭文所记录的音高跨度和八度分组，显示了古人讨论的音乐范围；实物的声音则提供另一个可以测量的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报资料也将铭文中A1至D7的范围作为乐律记录来说明。[5]
音名里怎样藏着音程关系
这些铭文记录了十二律，也保留了曾、楚、周等体系的称谓对应。同一个声音可以有不同名称，名称之间却存在规则，并非随意给钟起别名。[2]
一种理解方式，是先找到基本音，再看它们如何通过音程关系联系起来。五度关系能够联系宫、徵、商、羽等音；三度关系又可继续扩展音名。“角”“曾”这样的后缀，标示了从基准音沿三度关系扩展的位置。例如，以现代音名字母作示意，从C升一个大三度到E，再升一个大三度到G♯，便能帮助理解“宫角”“宫曾”所表达的关系。字母只是对照工具，古钟的实际调律并不因此变成十二平均律。[2][5]
同一个音为什么有三个名字
中层三组10号钟的正鼓音，给出了一个具体例子。按现代音名对应来帮助定位，可以把这个音放在G的位置，再分别改变比较的基准：
| 比较的基准 | 这个音所处的位置 | 铭文中的关系名称 |
|---|---|---|
| C，对应姑洗 | 第五级，徵 | 姑洗之徵 |
| B♭，对应太簇 | 第六级，羽 | 太簇之羽 |
| F♯，对应新钟 | 比第二级“商”低半音，即变商 | 新钟之变商 |
变化的是这个音在不同调性中的角色，钟本身没有随名称变化而换掉音高。若以姑洗为基准，将所示七声音列写成现代字母，可以得到 C—D—E—F♯—G—A—B—C，相邻关系为“全、全、全、半、全、全、半”，可与利底亚调式作结构比较。这里比较的是音级与音程关系；钢琴键盘的画法便于定位，不能拿来证明古钟采用了现代钢琴的等分调律。
为什么一套乐器也是一部档案
如果只剩文字，我们未必知道古代一个音名应当怎样发声；如果只剩能响的钟，又难以恢复当时人们如何命名、组织和解释这些声音。曾侯乙编钟的价值在于两者同时保存：敲击位置能发声，铭文能标音，成套关系还能相互校验。
1986年，中国唱片总公司曾录制原件演奏的编钟声音。这类录音与测音资料，使研究者能够把可听见的声音、可测量的音高和可阅读的文字放在一起。乐器因此提供了音乐实践的证据，铭文则保存了当时对于这些实践的理论认识。[5]
2025年，随州曾侯乙编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它保存的是古代工艺，也是文字与声音共同承载的音乐知识。[4]